青海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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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15号


  《青海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经2000年7月3日省人民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颁布施行。

                            省长 赵乐际
                          二000年七月十三日
           青海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追究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均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和其他规章对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过错行为,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因故意或过失违法行使职权,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是指行政机关对本机关行政执法人员或下级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造成的执法过错进行调查、确定责任、决定处分的活动。


  第四条 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教育与惩戒相结合、过错责任与处分相适应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以行政执法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严格执法、从严治政,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管理,定期组织培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第二章 追究范围





  第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过错责任:
  (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
  (二)错误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超越和滥用职权或者违法实施收费、罚款、许可、审批和强制措施等具体行政行为的;
  (五)违法实施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应当追究过错责任。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行政执法人员的过错责任:
  (一)因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修改而改变原行政行为的;
  (二)由于管理相对人的过错或不可抗力造成执法错误的;
  (三)行政执法人员所执行的规范性文件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
  (四)执行上级或本级行政机关错误决定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追究行政执法人员责任的;
  (六)其他不予追究的情形。

第三章 责任确认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职权造成执法过错的,由行使职权的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两人以上共同行使职权造成行政执法过错的,主办人员承担主要责任,协办人员承担次要责任,共同主办的共同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条 鉴定人、勘验人故意或过失导致行政执法过错的,由相应鉴定人或勘验人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行为经审核后造成执法过错的,审核人与承办人共同承担责任。因审核错误造成过错的,审核人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行为经有关领导批准出现错误的,追究批准人的领导责任。有关领导错误批示造成过错的,由批示人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三条 由于承办人员的过错造成行政机关作出错误决定或导致审核人、批准人工作失误的,由承办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执法过错责任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执法过错责任人应从重处理:
  (一)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的;
  (二)拒不纠正过错行为的;
  (三)阻碍过错责任调查的;
  (四)连续三次以上发生执法过错的;
  (五)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第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过错责任人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
  (一)主动认识并自觉纠正执法过错的;
  (二)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其他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理的情形。


  第十七条 对造成执法过错的责任人,应根据其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等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作如下处理:
  (一)通报批评;
  (二)给予行政处分;
  (三)责令承担赔偿费用;
  (四)调离执法岗位。
  上列处理决定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因执法过错是造成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在实施赔偿后,应依照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追偿部分或全部国家赔偿费用。

第五章 追究程序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依照层级监督原则,对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过错行为进行查处。其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根据行政机关的决定具体承办查处工作事项。


  第二十条 监察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过错行为实施监察。


  第二十一条 审计、财政、人事等行政机关履行各自的职责,积极开展专项监督工作,配合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查处。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根据以下线索进行调查并向本机关提出立案意见:
  (一)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批办的;
  (二)有关部门转办的;
  (三)群众举报、控告或来信来访的;
  (四)执法检查中发现有违法现象的;
  (五)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被撤销的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应对立案意见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进行查处的决定。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应对其下级机关实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上级行政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调查,提出处理意见,交下级机关执行。


  第二十四条 查处执法过错责任,应自立案或决定调查之日起90天内处理完毕;重大复杂的案件,可延长30天。


  第二十五条 对执法过错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在十日内将处理决定书面通知本人。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对执法过错进行调查,应遵循全面、客观的原则,收集有关材料。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有关规定,对执法过错责任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应当承担执法过错责任的,根据过错行为的性质、情节及后果,确定有关责任人员的过错责任;
  (二)根据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可以不予追究过错责任的,不予追究过错责任;
  (三)调查材料不能证明存在执法过错是责任的,不得追究过错责任。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对行政执法过错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将处理结果报上级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备案审查工作。


  第二十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诉。对行政处分不服的,可以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
  受理复核和申诉的机关应当在60日内作出答复。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的,行政监察机关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时限答复。
  复核和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并向有关部门检举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青海省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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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汉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陕西省汉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汉政办发〔2006〕45号



汉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汉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汉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汉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试行)》已经市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汉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市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全面推行依法行政,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根据陕法治办发〔2003〕12号文件和陕政办函〔2006〕45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设立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以下简称“法律顾问办”)负责市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法律顾问办根据本规则开展工作。
第三条 法律顾问办与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合署办公。法律顾问办设秘书处,办理有关具体事务。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法律顾问办履行以下职责

(一)受市政府委托,就市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参与市政府 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解答有关行政事务的法律咨询;

(二)受市政府委托,对市政府起草或者拟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提出修改、补充意见,从法律方面审查其合法性;

(三)受市政府委托,代理市政府参与诉讼、调解或仲裁活动,就市政府受理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所涉及的重大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参与处理涉及政府的尚未形成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和其他重大纠纷;

(四)参与以市政府名义洽谈、签约的涉外和国内经济项目谈判,协助市政府审查重大经济合同、经济项目及重要法律文书;

(五)协助市政府进行法制教育,参与法律知识培训活动,提高干部队伍法律素质;

(六)向市政府及时提供国家有关法律信息,指导政府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就政府行政管理中的法律问题提出建议;

(七)办理市政府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


法律援助若干问题探讨


自前司法部长肖扬1994年1月3日在一份律师工作材料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关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大量出台。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适时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目前,各个地方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都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执行,这样的标准有其不合理之处。生活在最低保障线以上、却又尚未达到小康水平贫民阶层,遇到法律纠纷但无力聘请律师的现象大量存在。为了改变法律援助在我国为“赤贫阶层”所享有的“特权”这一异常现象,适当扩大法律援助受援层面,保障所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都能顺利进入诉讼程序,我国应规定更为科学的经济困难标准,并建立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对法律援助的定义,期刊及论著表述不尽一致。在英国,法律援助被定义为:“在免费或者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在我国,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公民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因素所限制而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达到法律上的真正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法律援助在西方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一个最初由律师自发地对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慈善行为,逐步演化成国家为保障其贫弱公民实现必要诉讼权利的国家行为的过程。它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17、18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资产阶级律师制度的产生,一些民间组织如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开始有组织地向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确立,法律援助作为人人都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在世界各国逐渐得到了确认。
二战以后,法律援助已发展和演变成为以国家义务、政府职能为基础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的具体实施纳入了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如英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及其配套的十几个单行法律援助条例等,美国的《法律援助公司法》等。香港的《法律援助条例》和《法律援助服务局条例》,就是分别对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机构做出的专门立法。
此外,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还被规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中。
(二)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由国家出资并管理
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各国主要由政府专设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来承担,或者由政府专设的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委托私人律师来承担。
刑事法律援助以外的援助活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国家机关设立由专职律师组成的公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法律援助。二是由私人组织和私人律师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提供法律援助。三是混合型的,即前两种模式的并行实施,法律援助机构既包括国家设立的机构,也包括私人团体,法律援助人员既包括公职律师也包括私人律师。
在组织管理法律援助的机构上,各国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政府机构管理。二是由非政府组织管理,管理经费主要由国家拨付。三是由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共同管理。
(三)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资金供给制度,使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具有较为稳定的经济保障。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均得到了政府的拨款支持,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已。
从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以上三个特征可以看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最主要的标志是政府通过立法,确立国家承担提供法律援助责任,并对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
二、我国法律援助现状及存在问题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法律援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截至2003年6月底,全国共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2642个,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8899人,其中,近50%有律师资格。除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人员提供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外,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一些社会团体、法学院校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也参与了具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至2003年6月,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解答法律咨询641余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余万件,有97余万人次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国法律援助现已探索出一套符合国情的实施办法,确立了统一受理、统一审查批准、统一指派办案、统一监督检查办案情况的“四统一”原则。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基本成形。
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必将大大加快有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和实施的进程。但从目前来看,由于《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比较原则,还不足以有效解决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我国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从产生之日起就供不应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现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2000万人,农村中的贫困人口约为3000万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32亿人,残疾人6000万人,需要法律援助的困难人员众多。《海峡导报》2003年8月1日报道: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办理的仅17万件,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可以说,在法律援助当中,供需矛盾是最突出的矛盾。
供需矛盾既使是在经济较发达、法律援助发展得较好的广东省也未能例外。1991年至2001年广东省共办理了36220件法律援助案件,其中刑事案件21683件,民事案件14537件,但是仅在2001年当年,全省大约还有2946起需要援助的案件因缺乏经费而无法办理。
(二)法律援助受援层面很窄,大量困难群众得不到援助。
我国一方面是对大量需要援助的当事人无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各地经济困难的标准都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执行,公民符合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比率很低。例如,在咸阳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2003年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标准为每户人均收入低于每月130元。又如,在南京,人均月救助标准从原来的200元提高到220元(鼓楼区自行提高到250元),其他区县“低保”人员每人每月也将增加5-10元。经过这次提高后,预计全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将由现在占城镇总人口的0.8%,增加为占城镇总人口的1%以上。(2) 事实上,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困难群众平时参与的社会关系不多,他们大多无业,有病时没钱去医院,平时甚至连门都很少出,所以他们遭遇属于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劳动争议、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等法律纠纷的概率较低。大量外来打工者、下岗失业人员合法权益被侵犯,但他们的收入水平略超最低生活保障线,因而得不到法律援助。例如,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为平均300元,法律援助受援经济标准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380元以下。而广州市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为442元,因经济条件不符合受援标准,一部分靠领取失业保险金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贫困人士,难以享受法律援助。2002年7月29日,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重新制定广州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新标准为家庭人均月收入500元以下。经济困难标准调整后,下岗工人才纳入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三)法律援助事业发展不平衡
1、地区发展不平衡。例如,从办案数量看,2001年,仅黑龙江省、河南省、山东省、安徽省、四川省、广东省等六省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就占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总数的48.2%。
又如,从财政投入上看, 2002年广东省财政已安排法律援助专项资金1500万元。全国各地每年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总额才5000余万元,广东省一个省的经费就占了全国总经费的近30%。目前全国仅有12个省有专项拨款,上海每年有57.5万元,重庆一年仅5万元,两者同为直辖市,法律援助经费却相差十倍以上。
2、业务发展不平衡。法律援助常被误认为就是帮穷人打官司,这种错误认识导至不少地方对非诉讼法律援助事项不重视,甚至基本上不开展非诉讼业务。例如,厦门市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办理近五百件法律援助案件,但在公证法律援助方面,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而南京市仅2001年就办理公证法律援助案件1800件。
(四)法律援助还处于律师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服务为主的阶段
关于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报酬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报酬办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一般要求每个律师每年义务办理1—3个法律援助案件,在这个限度内,律师通常是没有拿报酬的。
受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业务经费的制约,律师办案所需的必要费用,各地解决方式不一样。在没有业务经费的地方,律师办案经费是个人承担的。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目前全国平均每件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费仅有60元。在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律师还可以获得少量的服务补贴。但即便如此,法律援助律师的报酬也远远低于社会律师承办的有偿服务的报酬标准。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由律师协会、律师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阶段。
三、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境)外法律援助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无疑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我国对西方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借鉴原则应该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有选择地吸收利用。大体说来,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可供我们借鉴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立法,确保能够满足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
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各个国家均有法律援助立法,并且都是通过立法来确立政府资助的法律援助制度,而每一次发生的重大改革,又是以法律的修改或新法的颁布来完成。
目前,香港已通过了7个专门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和规则,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和科学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走在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法律援助立法的前列。
英国1949年就颁布了法律援助法,即《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其后,该法律经过多次修改。《获得司法公正法》于1999年获得通过,并已于2000年4月1日起取代原有的《法律援助法》开始正式实施。
美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了法律服务公司法案,规定凡是收入在贫困线的125%以下个人或家庭,均可申请法律服务公司所资助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方面,政府财政拨款和当事人费用分担并行。
在英国,为了保障贫弱群体获得平等的司法人权,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国家对于法律援助经费一直采取上不封顶的开放式预算。此外,英国采用固定数额的费用负担。
在香港,人口为600多万,但1999-2000年度,香港法律援助总经费超过8亿港元。2000-2001年度,法律援助经费达7.06亿港元。
美国每年为法律援助拨款4亿美元。此外,美国许多州和县收取从5美元到75美元不等的法律援助申请费用。
南非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其整体法治化发展水平比我国低,法律“盲点”也较多,其总人口为4200万,但议会2001年确定的中央法律援助预算达3.12亿兰特(1美元约合7.5兰特),人均折合约1美元。
(三)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并存,由政府出资进行有效管理。
英国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的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统一由法律援助委员会组织实施。采取以社会从业律师提供为主的模式,另设有5个公设辩护人机构专门提供刑事辩护。
南非根据1969年《法律援助条例》建立了独立的法律援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和院校签订协议,通过为他们提供资金,由他们来提供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