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精神分裂症的刑事责任能力及法律关系的评定

蔡艺生


【摘要】精神分裂症是涉及各种法律问题最多的一组疾病。探讨和研究其刑事责任能力和法律关系的评定，不仅能推动司法实践中各种相关问题的解决，也能推动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刑事责任能力 法律关系 评定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多于青壮年缓慢起病，具有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障碍及精神活动不协调。在我国，精神分裂症是涉及各种法律问题最多的一组疾病，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中约占70%。患者往往受精神症状的影响支配，常常出现伤害、凶杀、强奸、放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涉及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有的因外伤或其它原因而发病，而涉及法律关系评定问题。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精神分裂症概述
精神分裂症属于内因性疾病。一般认为，遗传、个性缺陷等内在病理因素是导致发病的主要原因，而躯体因素、社会因素等外在因素是诱发原因。
该症患者通常意识清晰、智能良好，有的病人在疾病过程中可出现认知功能损害。其自然病程分持续进行和间断发作两种形式。持续进行者病程往往迁延不愈，逐渐呈精神衰退状态。间断发作者在病情发作一段时间后，间隔以缓解期，缓解期精神活动可基本恢复正常，也可遗留一定的精神症状或精神缺损。但随着复发次数的增多，部分患者可逐渐出现精神衰退；也有的仅发作一次，缓解后不再发作且无精神缺损者。
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刑事责任能力指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对所实施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的辨认能力以及有意识的控制能力。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且精神正常的人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对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我国《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医学要件，即必须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学要件，即造成危害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或控制能力。据此，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有以下三种分法：
（一）无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且作案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或者患者处于衰退期，精神活动不稳或残余病态观念诱使，可能作出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在这些情况下，该患者不负刑事责任，即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二）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即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这些能力有所减弱的，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但作案行为与精神症状不直接相关；或间歇期缓解不全，遗留不同程度后遗症的。在这些情况下作案，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削弱，应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间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果处于间歇期且无任何后遗症状；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缓解，病程完全平息，在这些情况下，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应评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以上只是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一般原则，但每个安静都具有特殊性，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依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精神，首先确定医学诊断，明确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何种病程阶段。然后分析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与作案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因果关系进行评定。
三、精神分裂症法律关系的评定
法律关系是指公民涉及的精神损害及相关的问题。精神损害是人体受机械、理化、生物或心理等致病因素作用后出现的精神障碍。法律关系的评定将直接关系到对加害人的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问题。其评定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精神损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
如果重度颅脑损伤以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或分裂症样精神病，应评定为重伤。后果较轻的，可根据实践情况评定为轻伤或轻微伤。需要注意的是，对颅脑损害所致精神障碍程度评定，一般需由损失起经过半年以上的观察后方可作出评定。
（二）精神损害与精神分裂症存在间接因果关系的
由于精神损害的特殊性，在评定只有间接因果关系的案件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伤害后果、过错原则等具体情况，全面分析，综合评定。如果轻微或轻度颅脑损伤，或躯体损伤后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则可参照《人体轻微伤的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作出相应评定。如果精神创伤后出现精神分裂症且两者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则可评定为轻微伤，但加害人必须承担“一次性”精神损害赔偿金。
由于法律关系的评定十分复杂，而我国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只能根据“伤”与“病”的关系，并参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文，实事求是地作出评定。
结语
精神分裂症是典型且高发的精神疾病，同时也是涉及各种法律问题最多的一组疾病。有效地探讨和研究精神分裂症及其刑事责任能力和法律关系等相关问题，不仅能推动我国司法实践中各种相关问题的解决，也能保障广大公民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合法利益，更能推动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司法精神病学》 曾绪承主编 群众出版社 2002年8月第一版
2、《司法精神医学基础》 郑瞻培主编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3、《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 林准主编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6年版
4、《精神病人的法律能力》 孙东东主编 现代出版社 1992年版
5、《司法精神病学》 李从培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2年版
6、《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 马世民主编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分析

韩宏伟


【内容提要】 亚文化是一种对抗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青少年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亚文化的极大倾向性。亚文化通过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熏染，诱导了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的表现特征和深层次原因及影响将有助于科学有效地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关 键 词】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主文化

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常常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环境阴暗面的衍生物。社会环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它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作用。而在社会环境诸因素中，亚文化作为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常常与青少年犯罪密切相联。亚文化一词最早被提出在1886年，亚文化（subculture,又译为“次文化”或“副文化”）是一种既包含主流文化又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文化。subculture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1）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本来含义；（2）由奉行这些不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派生含义。① 亚文化直接对抗于社会主文化，加之青少年对其的极大倾向性，使青少年的社会化方向严重偏离，致使其违法犯罪行为频频发生。因此，对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深入分析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表现特征及功能
青少年犯罪所表现出的亚文化是通过青少年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一体信奉和遵循的与主文化相对抗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② 亚文化和犯罪同步产生与发展，其反映出犯罪亚群体自我认同的需要及其客观上具有自卫功能的属性。青少年在欲望受挫和理智失控的条件下，表现出犯罪亚文化独特的特征及外在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叛逆性与反社会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叛逆性，是指其通过非社会性和非群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抵制、否定和对抗社会主文化的倾向与态度。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属于社会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是为满足、适应青少年犯罪及其主体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并被信奉和遵循的；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及其亚文化群体正是庇荫于亚文化才得以实现和维系的，即亚文化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供支持的价值平台。因此，就其社会价值倾向而言，亚文化始终偏离并对抗于社会主文化，也正是对社会主文化的抵制、反抗和否定，成为它招募成员、发挥对犯罪所要凸现的价值取向的标识作用，而且成为对青少年犯罪起驱动作用的根本原因。通常表现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为亚文化所否定和诋毁。亚文化在青少年亚群体中赢得合理性与自我肯定的同时，表现出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性。正因为这一特征，诱导出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反社会功能，即鼓动、驱使青少年亚群体对抗和否定社会主文化所构建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规范。
（二） 扭曲性与自卫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扭曲性，是指其相对于健康的人类情感、理性而为的病态性叛逆倾向与畸异形态。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常常反映出其群体的歪曲的心理欲求及气质倾向，使青少年犯罪群体在其庇护下以一种变态的心理去抵制、抗拒社会主文化。并避免了因惩罚或舆论所可能造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冲突和人格分裂，而在其心理上赋予一定的慰籍功能，从而也赋予其心理上的自卫功能。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群体的犯罪结构、犯罪技术、犯罪语言等亚文化因素，其实是青少年罪犯适应环境、应对挑战、便利犯罪、逃避惩罚而有意识构建或自然形成的自我生存状态。其保证青少年犯罪群体在“理论上”的安全，从而在客观上也赋予其“心理上”的自卫功能。
（三） 集合性与同化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集合性是指其对青少年犯罪群体及其活动所具有的召唤作用和聚集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观察，犯罪亚文化是罪犯的欲求、心态和本性的自然、真实流露，给罪犯的欲求、情感以寄托和补偿的对象与可能。③ 青少年犯罪群体的“团伙意识”和“同类意识”反映出其与生俱来的“同病相怜”的亚文化价值观，其在获得集体认同感与心理归属感的同时，不但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青少年犯罪群体在一致对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和利益纽带。这种文化链条促使青少年犯罪群体集合在一起。而在其内部，由于亚文化的诱导作用，加之青少年对亚文化的极大倾向性，使得亚文化在青少年犯罪群体中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功能。亚文化诱导青少年犯罪能力的强化，反映出社会主文化控制力的弱化。同时，亚文化的非标准性给青少年一种刺激性和挑战性，使具有叛逆倾向的青少年去积极实践亚文化中的犯罪因素。
亚文化产生在一定的社会主文化背景下，自身的表现特征和功能所反映出的叛逆性与反社会功能，其实是将主文化中具有强烈悖论性质的方面，进行恶性放大而已。④ 青少年生理发展相对较快与心理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致使亚文化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重中之重。

二、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人作为文化的动物，包括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一定的社会包含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一定的犯罪行为及其特征；一定的犯罪现象及其特征总是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并反映出该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所反映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表现出青少年犯罪中具有的内在根源。
（一） 社会结构的转型为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的挑战，即孕育出不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少年，由于社会化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在亚文化的熏染下产生犯罪。
（二） 主文化价值观判断方向的偏离和模糊性，为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青少年在选择主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时，基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青少年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比较统一。而当社会处于急速的变迁中时，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能做出及时的调整。其既没有有力的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的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价值观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出现多重性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此同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了其行为的不断发生，同时也为亚文化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 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失衡与同一利益群体的心理互动，为亚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凸现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人利益倾向逐渐得到社会的合理化认同，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竞争场中，合法合理的竞争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要求。而当个人利益通过主文化的竞争场无法满足时，便会寻求一种违法犯罪的竞争场去实现。这种竞争场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欲求成为青少年的参照标准。然而，社会财富及获取财富的合法途径毕竟是有限的，利益欲求与实现途径的现实矛盾，使社会群体感到致富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通过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影响以及亚文化对此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三、 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主文化以社会之最高理念为其特殊的文化底蕴，通常与基本国情密切相联，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亚文化在价值定位、行为规范等方面与主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其不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因而较容易为青少年所接受。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犯罪是在亚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
（一） 亚文化的熏染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起阻碍作用，诱导青少年社会化的失败及其犯罪行为的发生。
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选择将知识、技能、社会文化、价值、法律、道德、规范、角色等内化的过程。⑤ 即人获得社会性的过程。社会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在于，（1）对青少年身体的健康成长及其文化和技能的学习；（2）对青少年传授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化过程中，青少年只有适应并遵从主文化的价值倾向，才能实现从人之动物性向社会性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如果社会的价值规范、行为体系处于比较完善的文化环境中，那么青少年的社会化相对比较成功。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腐败的社会现象、暴力的文化倾向等问题屡屡出现，社会主文化对此缺乏有力的批判和有效的遏制。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产生质疑，甚至逆反心理，从而导致主文化对青少年社会化作用的弱化。相反，青少年对符合自己利益欲求的亚文化产生兴趣，逐渐成为其遵从者和实践者。使青少年的人格社会化偏离正常的轨迹，形成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反社会的人格倾向往往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前奏，以至出现青少年亚文化的犯罪群体。
（二） 亚文化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合理化解释，为青少年犯罪提供理论平台和参照标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亚文化为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提供理论上的价值观支持与行为规范的参照标准。亚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对主文化的直接对抗，从而使与社会主文化相悖的行为在亚文化的场内合理化、合法化。这样不仅能够减轻、淡化主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在犯罪青少年心理上的恐慌和压力，甚至还能够消除其违法犯罪之后的罪恶感，助长其违法犯罪行为的进一步发生。以青少年性犯罪为例，性主文化倡导合法、自愿、平等的价值观；而性亚文化鼓吹欲望发泄和感官刺激的纵欲与淫乐的价值观。尽管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⑥ 但是弗洛伊德提出“自我要在本我和超我的较量中战胜本我”。青少年性欲望的放纵，在很大程度上是性亚文化的引诱所致。因为青少年在性亚文化的影响下，自身的动物本能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实现时，便会寻求非正常渠道，这种非正常渠道很可能导致性犯罪的发生。而这种性犯罪的行为模式正是性亚文化所宣扬和倡导的。
（三） 亚文化的熏染性，导致形成青少年亚文化犯罪群体，使青少年犯罪趋向严重化和团伙化。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与组合，使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一些社会成员特别是成熟阶段的青少年，在经历利益欲求实现的挫折与失败之后，会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境遇和心理感受。由于亚文化的熏染，加之共同欲求的撮合，很快就会形成青少年亚文化群体。而此群体挑战社会主文化的实践，也就形成了青少年亚文化犯罪群体。青少年犯罪以群体的力量，以违法犯罪的行为方式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其群体成员在相互的同化心理作用支配下，更加强化了对亚文化的认同和内化。使群体成员的犯罪意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无理论到有理论。由于亚文化在其群体内的不断传播，使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失去了法律上的罪恶感和道德上的自律感，从而使青少年犯罪的危害性不断加剧，青少年犯罪也朝着严重化和团伙化的方向发展。

四、 结语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社会主文化背道而驰，其性质决定了在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上具有的逆悖性及反社会功能。青少年基于其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加之亚文化非规范性、非标准性的诱惑功能，使其成为“犯罪倾向最严重的年龄组”。⑦ 因此，深入分析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更好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将有很大裨益。


注释：
①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2页。
② 许章润：《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③ 同②，第239页。
④ 同②，第240页。
⑤ 解玉敏：《社会变迁中不良亚文化产生的原因及其与犯罪关系的思考》，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1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卷，第110页。
⑦ 参见《联合国预防犯罪领域活动概况及有关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