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撤销诉讼的性质
　　　　　　　　　　　　　　　——基于传统诉讼类型“三分说”之思考

　　内容提要: 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呈现诸多弊端和问题。尤其是立法设计之初，由于对行政撤销诉讼的基本性质与诉讼规律认识不足，行政撤销诉讼的本质特征在行政诉讼立法与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概括而言，行政撤销诉讼性质上属于形成诉讼，其立法设计应遵循形成诉讼的程序规则；其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主张；其诉讼判决具有形成力，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确定应遵循“既判力相对性”原则。


　　一、问题的缘起

　　《楚辞·九辨》曰：“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意即，方枘无法装入圆凿，比喻不同的事物相互龃龉，不能相容。可以说，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无论是对域外法制的移植，还是对民事诉讼法之借鉴，都存在异质移植的明显痕迹。

　　在民事诉讼中，以原告的权利主张以及获得的判决效果为标准，可以将诉讼类型划分为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和形成诉讼三类，此即传统诉讼类型“三分说”。这三种诉讼类型与原告诉讼请求密切相关，因此，被认为是所有诉之基本类型。以此为标准，行政诉讼的类型，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所要达到的判决目的，即要求判决被告作出一定的行为或财产为内容的给付，或确认特定的法律关系的状态，以及创设、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法律关系，同样可以区分为给付诉讼、确认诉讼与形成诉讼三种基本类型。在民事诉讼制度发展史上，给付诉讼是产生最早亦是最为基本的诉讼类型。[1]而行政诉讼与之不同，撤销诉讼是行政诉讼中最“古典”的诉讼种类，是行政诉讼类型的基本形态。[2]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从受案范围、审查方式、举证责任、判决形式来看，主要的程序制度也是围绕撤销诉讼来设计的。在诉讼法理上，撤销诉讼与确认诉讼、给付诉讼、形成诉讼这三种类型中的哪一种相对应，则涉及到行政撤销诉讼的性质判断问题。在法理上正确认识行政撤销诉讼的性质，是区别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以及解释行政诉讼现象、合理设置诉讼程序的前提。

　　二、排除违法行政行为公定力之立法选择

　　通过法院判决排除违法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任务。[3]在立法中如何设计排除违法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诉讼形式，从而为行政相对人及第三人提供一套无漏洞且富有实效的救济制度，则涉及到立法对各种诉讼种类的价值衡量与选择。从国内外现有的理论与立法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认识。

　　（一）给付诉讼说

　　给付诉讼，是指原告向法院提出的要求法院判令被告为一定给付内容的诉讼类型。在德国行政诉讼法中，根据请求给付的内容不同，给付诉讼通常包括课予义务诉讼与一般给付诉讼，前者是指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作出行政处分或作出特定内容行政处分的诉讼，而后者是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作出财产给付或行政处分以外的非财产给付的诉讼。

　　将旨在排除违法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诉讼界定为给付诉讼的观点，其立论基础在于三权分立原则。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机关并无直接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权力，而应判决被告行政机关自行撤销，否则司法权即存在僭越行政权之嫌。这一观点表现在行政诉讼程序立法中，即排除违法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诉讼，应设计为给付诉讼，由法院判决被告行政机关自行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台湾东吴大学林三钦教授在其讲义中指出，“请求法院判命被告自行撤销（变更）行政处分的诉讼，应为课予义务诉讼。”[4]但是，从目前世界范围的立法来看，较少有此类规定。该类立法方式仅在例外的情况下予以规定，例如第三人诉请行政机关行使撤销权的情形。

　　（二）确认诉讼说

　　确认诉讼，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被争议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无效以及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一种诉讼形式。确认诉讼追求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确认当事人之间争议标的的法律状态，其判决并不包含给付内容，同时也不具有创设、变更或撤销法律关系的效果。因而不同于给付诉讼与形成诉讼。

　　德国学者Martens认为，撤销诉讼具有确认诉讼的性质。该观点认为，“撤销诉讼，乃求为确认行政行为之违法性之诉。”[5]日本学者三ケ月章认为，行政撤销诉讼是同时具有确定行政行为违法的确认诉讼性质与排除公定力的形成诉讼性质的特别救济诉讼，与民事诉讼法中的请求异议诉讼相类似。[6]日本学者白石健三认为，将撤销诉讼作为确认诉讼来理解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即“行政行为即使具有违法的瑕疵，在由判决撤销之前被视为合法、有效，是基于在行为当时关于合法要件的存在与否的判断，赋予了行政厅的判断以暂时的公定力。但是，该公定力是临时的效力，其后保留了确定行为时合法要件是否存在的诉讼程序。在该程序中，当然预定了若确认了合法要件的不存在，才溯及当初而丧失效力。所谓抗告诉讼，只能是对应于对行政厅所承认的临时的公定力而设置的、确定行为时是否存在合法要件的诉讼。”[7]此外，在诉讼法理上，有一种观点称为“确认之诉原型观”，主张对法律要件存否的确认是贯通于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的“诉讼之基本”。在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中，法院必须首先对给付请求权和形成要件是否存在做出判断，因此可以说这两类诉讼都具有确认之诉的性质。[8]从这个角度讲，形成诉讼可以并人确认诉讼，而无单独存在的必要。[9]因此，可以通过法院确认判决排除违法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但是，确认诉讼原型观并未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批判者认为确认诉讼原型观“将个别诉讼之目的与诉讼制度之目的同一化”，忽视了诉讼类型自身的差异性。[10]

　　（三）形成诉讼说

　　形成诉讼，是指原告要求法院判决变更或消灭一定法律关系的诉讼类型。形成诉讼包含所有原告请求法院以判决直接创设、变更或消灭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诉讼。[11]在民事实体法上，这种变动和消灭一定法律状态的实体权利被称为“形成权”，我国民法学界也已经普遍接受这一概念，以此为基础的诉的具体形式相应地被称为“形成诉讼”。[12]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基本都通过撤销诉讼来排除违法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在学理上，撤销诉讼作为形成诉讼的一种亦被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认可。该观点认为，行政行为即便有瑕疵，除属当然无效的情形外，需要以诉讼判决加以撤销后，才能否定其效力。[13]我国学理界在探讨行政诉讼类型时，也普遍认为撤销诉讼本质上是形成之诉的一种，但对其审查方式、诉讼标的、判决效力等特殊性问题则讨论较少。[14]

　　（四）本文观点

　　形成诉讼，是原告主张其基于一定的形成权或形成要件，为使现存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请求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宣告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诉讼形式。在学理上，形成之诉又称为“变更之诉”或“创设之诉”。形成之诉并非法律概念，我国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中也无“形成之诉”这一术语。由于各国行政诉讼制度产生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不同，行政撤销诉讼的适用范围、审查对象、审查方式等事项的规定也有所差异。上述三种立法方式都可以达到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目的，但这三种立法方式所产生的效果存在明显的差别。本文认为，从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立法设计来看，将行政撤销诉讼界定为形成诉讼较为准确。

　　其一，从权利救济的角度考察。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在行政实体法上，当事人对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并不享有直接的撤销请求权，且无权自行否认其效力。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要消灭或终止已生效行政行为的效力，只有通过严格的复议或诉讼程序才能使行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如果将此类诉讼设计为给付诉讼，即使原告获得胜诉判决，只要行政机关抗拒执行，公民的权益就无法获得及时的救济。而形成之诉在各种诉讼类型中的优势就在于其形成判决所产生的形成力，即通过法院裁判直接消灭既存生效的法律关系，从而达到形成效果。这样可以最迅速、最彻底地排除违法行政行为的公定力，避免被告行政机关怠于履行判决而对原告造成更进一步的侵害。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行政撤销诉讼的作用并不限于排除违法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同时也具有消除行政行为本身存在的作用。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撤销诉讼定义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排除诉讼。

　　其二，从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角度观察。行政行为涉及到公共利益，行政行为的效力及其涵摄范围，通常是相对人及第三人从事民事活动及其他法律行为的依据，也是法院审理民事及刑事等交叉案件的前提。此外，部分行政行为具有多元的效力，涉及到直接或间接第三人的法律利益。因此，立法者选择形成诉讼解决争议事件之最主要理由，在于使既存法律关系趋于安定或有对多数关系人予以划一处理必要之故。[15]

　　其三，从诉讼类型的功能选择观察。在行政诉讼上，通常只有在上下隶属关系中所发生的争议，才可以提起撤销诉讼。在实体法上，行政行为通常根据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产生，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间具有不对等性。撤销诉讼旨在原告借助法院的力量，变更现有的法律关系，相对于其他诉讼类型，撤销诉讼具有优先性与排他性。在撤销诉讼中，当事人对已经成立的或现存的行政法律关系没有争议，而仅对是否变动该法律关系存在争议。而确认诉讼是当事人对于现存的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是否成立存在争议，原告请求法院予以确认的诉讼类型。相对于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具有补充性。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而存在违法后果时，此时当事人应提出确认诉讼以保护其法律上的利益。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认为行政撤销诉讼违背权力分立原则，导致司法权僭越行政权这一疑虑，并不存在。在德国，由行政法院法所架构的现行行政诉讼体系，内在上原已寓含有关撤销行政机关违法作成的法律行为，不论行政处分或其他，原则上应以（消极）形成诉讼来达成诉讼目的价值秩序[16]。

　　三、行政撤销诉讼的性质及其衍生问题

　　（一）形成诉讼法定主义与行政撤销诉讼

　　形成诉讼法定主义原则，亦称为形成诉讼列举主义原则，亦即形成之诉的提起，必须是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才允许。[17]形成诉讼法定主义是民法上设定形成权行使方式的基本原则。如果实体法中规定，权利人可以直接向对方以意思表示方式行使其形成权而使既存的法律状态发生变动的，则没有必要提起形成之诉，例如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之行使。而根据实体法规定，权利人必须利用诉讼的方法，始能行使其形成权，并由法院作出形成判决，才能使法律状态发生变动效果的，则可以提起形成之诉，例如离婚之诉。

律师袍能代表什么？

去年，我国对法官制服进行重大改革，取消了以前那种类似军警的制服、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式制服佩戴胸徽的两款新式法官服。从去年5月11日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法官开庭审案时必须穿着法官袍。尽管穿上法官袍仅是一种形式，它并不能直接的必然的保证司法公正与防止司法腐败，但象征着国家司法权威的法官袍的推行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而且也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及普通民众普遍的赞同与许可。
可能是受法院系统推行法官开庭时统一着法官袍做法的影响，全国律协随即考虑制定律师出庭时统一着装的有关规定，2002年10月18日司法部批准了全国律协制定的《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和《律师协会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我国律师出庭时将穿上统一的律师袍，佩戴律师徽章。虽然在律师界人们对之褒贬不一，但据全国律协有关同志讲，对于推行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的做法，全国大部分律师是持赞成意见的。姑且不论这位同志所讲的有没有调查统计的根据，也不论全国大部分律师是否真的持赞成意见，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律师袍的推行真的有必要吗？它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吗？
赞成推行律师袍的主要观点是，目前在全国，律师出庭时着装不一，已严重的影响到司法的权威与庭审的庄重与严肃性以及律师职业的形象，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必要要求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是没有统一着装，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律师在出庭时着装是得体的。其次，律师穿袍与法官穿袍之间实际上并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说法官穿袍了马上律师也要跟着穿袍，而且，律师穿袍也并不必然地代表着形式正义。因为法官穿袍象征的是国家司法的权威，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官在开庭时都是穿袍的。而律师是否穿袍则更多的是由一个国家的传统和习惯所决定。因为，即使是在十分讲究法庭仪式的普通法国家，虽然法官出庭均着法官袍，但由于传统与习惯的原因，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国家的律师出庭时都穿律师袍的，例如在美国，律师出庭虽然未着袍，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律师这一职业的公众形象与律师作用的发挥，也丝毫不影响美国是全世界律师制度最发达、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无论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城里于乡间，无区别的统一推行律师出庭着律师袍的做法既无必要，而且在实践中也很难实行。例如，南方与北方的气候迥异，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在南方的夏天时，律师穿上质地不薄的律师袍坐在没有空调的法庭里，以及在北方的冬天时，律师里面穿着厚厚的衣服，外面鼓鼓的套上一件律师袍坐在没有暖气的法庭里的情景，律师感觉会怎样？（有鉴于此，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官袍穿着的有关规定后，随即又作出了基层法院法官审案可不着法官袍的变通规定。）又如，就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律师及城里与乡间的律师相比，东部经济比较发达，西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城里人的观念相对比较开放，乡间的人观念相对比较保守，无区别地统一推行律师袍，对东部律师来说，几百元一套的律师袍算不了什么（据人民网公布的消息，这种新式的律师袍现初定价格为375元每套），但对西部有些律师来说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另外，对城里人来说从观念上会较快接受律师袍这一新生事物，但在乡间的法庭里，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会不会像动物园里的怪兽一样受到群众的围观还很难说，更惶论能有助于庭审气氛的庄严和肃睦了。
那么，这里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两个问题，即律师的形象靠什么树立，律师的威信从什么地方来？
目前，我国《律师法》对律师所下的定义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我国，要做一名专职律师他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以前是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然后，经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以上后方可申领执业证，领到执业证后，他（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并可以独立办案。但这时作为律师的他（她）却一无所有，失去了工资和福利，失去了铁饭碗的他（她）需要依靠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以赢得劳动报酬。作为律师，他（她）没有任何权力，律师是民间人士而不是行政官员，他的执业权利是靠法律来保障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本应是律师权利保障法的《律师法》中对律师执业授权性的规范只有寥寥数条，而义务性规范却占了绝大多数，无怪很多律师将其戏称为律师管制法。再拿刑事辩护来说，刑事辩护从本质上来讲是一项对抗激烈，能最充分发挥地律师的才智与展现律师的风采，也最容易使律师一夜成名的一项诉讼活动，对各国的从业律师均有着巨大的诱惑。但在中国，愿意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却不多，因为在中国，律师办理刑事辩护业务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辩护律师承担着几乎无法承担之重。因此，有的律师干脆直接宣称不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甚至有的律师事务所竟将不得代理刑事辩护业务作为本所律师的执业纪律来加以规定！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必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与恐惧来处处小心，因为前车之鉴就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内全国就有一百多名律师以涉嫌伪证等各种罪名被抓（结果证实绝大多数错抓）。辩护律师因刑事辩护而自身尚且难保，那么要求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是在痴人说梦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律师的一大悲哀，既是对法制的嘲讽也是对律师这一职业形象的亵渎。修改后的《刑法》 “创新”之一就是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罪名，这是专门针对律师的，而对公检法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该法却没有作出相对应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明显的立法歧视。又如《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请一至两人为辩护人但却对公诉人出庭的人数没有限制，它规定了在庭审中辩护人如向被告人提问须经审判长许可，而公诉人讯问则无须征得许可。再如，在调查取证方面，《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须经证人的同意，向被害人一方取证须经检察机关或法院的许可并经被害人一方的同意方可进行。但同时该法却并未规定在证人不同意或检察机关、法院不批准或被害人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如何救济的办法。因此，这种所谓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不完整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难以实现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依照该法的规定，这些人均有向公检法部门如实作证的义务，如拒不作证，则有相应的国家机器来强制其履行作证义务，而且还规定了如向公检法部门故意作伪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此外该法还规定，在庭审中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辩护律师如违反法庭秩序将受到诸如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但却未规定在同等情况下公诉人如违反是否应受到处罚。本来无论按照法理还是按照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法官入庭时全场都应一致起立，这是一国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和体现，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往往会发生作为公诉人的一方不起立的情况，因为作为公诉人，法律赋予他有着法律监督的大权（当然这种法律监督权是作为整体的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还是作为检察官个人所享有的职权在法理上还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作为整体的检察机关所享有的职权也是需要通过检察官个体来实现的，更何况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多数公诉人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地将其视为自己的职权甚至权力的），公诉人的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特殊身份往往甚至会使法官也惧之三分。《刑诉法》也没有规定控方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和辩护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司法豁免制度。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得在刑事诉讼中本应是力量平衡的控辩双方的力量却变得如此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律师高质量地无后顾之忧地辩护以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律师来说无异是“索我于枯鱼之肆了”。
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制度及法治的传统，由于封建遗毒尚远未肃清及我国的依法之国之旅才刚刚开始，如今包括领导干部、公检法人员、普通群众及新闻媒体等在对律师的认识方面都普遍地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有些领导干部和公检法人员错误地认为律师就是帮坏人说话和开脱罪责和专门同公检法部门过不去的，有些公检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但特权思想严重，将法律赋与其的职责当作权力，根本丝毫不把律师放在眼里，对律师趾高气扬发号施令。人民群众在需要律师时会将律师视为正义的化身，但在不满意律师收费时则将律师说成是专门乘人之危谋取钱财的唯利是图的小人。在影视作品中，对律师的认识也同样存在着普遍的误解。有一部以律师为主角的电视剧，其中一个剧情讲的是一位女律师为她的当事人代理一宗离婚官司，她的任务是为她的当事人争取对小孩的监护权。但她在办案过程中却为作为小孩母亲的对方的伟大的母爱所感动而在庭审中故意输掉了当事人委托的官司。这位律师的行为实际上严重违反了律师伦理，但这部作品竟是将其作为正面形象来宣传的！在我国的这类作品中，在关键时刻，对律师来说，几乎最终总是社会伦理战胜律师伦理。如果律师伦理战胜社会伦理，那么这名律师的公众形象必然是反面的，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唾弃。这充分地表明了人们对律师这一职业的误解有多深！培根曾说过，没有坏人，就没有律师。实际上，律师为“坏人”辩护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但在现代中国，公众对律师的作用与形象却是如此的定位，实不能不能说是一大悲哀。加上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人治传统残余以及现行的司法制度中存在着种种不尽合理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以权代法、以权代审、审而不判、判而不审、作为律师你辩你的，作为法官我判我的等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律师执业因此而变得阻碍重重，这就使得律师的作用根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进而连原本相信律师的当事人也开始不得不怀疑律师的作用及这种司法法制度的合理性，转而相信打官司不如打关系之说了。而对一些律师来说，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挫折与打击后，转而会认为，既然现状就是这样，自己无法去改变它，那倒还不如干脆就浑水摸鱼及时地捞点钱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作为律师应有的正义感、责任感、神圣感和社会的及政治的使命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国近代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然后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的历史表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然后再到思想文化的这么一个由表及里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事实上，相对于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及思想意识等方面来说，律师袍代表着也仅仅只能代表着最低层次的器物而已，在以上的这些法律设计、制度设计、特别是公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律师开庭时就是穿上律师袍又能怎样呢？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们是否会觉得身上的律师袍有几许沉重甚至滑稽，而身着律师袍的律师们的心底是否会有几许无奈与悲哀呢？

作者：高军 ，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 、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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