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界定

朱晓东


摘要：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我国对合作组织立法经验不够、合作组织处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其基本法律原则的研究。但是对于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概念可供借鉴，因此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界定入手，对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有所揭示。笔者认为，从逻辑学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概念的上位概念是法律原则，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是：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法律原则入手，通过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区别于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 合作社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一、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必要性
就立法而言，法律原则既是立法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又是保障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基础。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我国对合作组织立法经验不够、合作组织处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其基本法律原则的研究。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对立法的意义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是界定农业合作社 [1]的标准。
什么是合作社？用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而分析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木路径应是以国际合作社界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及其演变为考察主线。 [2]可以看出合作社原则是界定合作社制度特征的标准。其实，1984年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合作社定义就是“只要以促进其成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为目标，以互相合作为基础的企业，并遵循罗虚代尔所确定的、被国际合作社联盟第23界代表大会所修订的合作社原则，均可被承认为合作社组织。”[3]
在法律上，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往往规定到合作社的定义中去，在我国《农业法》中第11条第2款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又如《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从事同类或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由此可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中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界定法律上农业合作社的标准，是农业合作社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原则性的法律标准。
第二，法律原则是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体法律制度的依据。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的载体，是法律精神的法律化、形态化，因而它体现了法律的性质，决定法律的内容。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体制度的基础或根源的，是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比如根据民主管理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根据盈余返还的原则构建合作社的分配制度等等。而国家扶持的原则则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法律化提供了原则上的支持。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必须根据法律原则的要求来对法律内容设立整体框架。在具体制定法律时，立法者首先确定该法律的原则，然后再根据法律原则设立具体的法律规则。正如盖房子一样，设计师首先要设计房子的框架，而后再由施工人员填充材料。所以说，立法工作是一个由宏观到微观的过程。而在我国往往一部法律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表述的是该部法律的原则和目的等，而分则是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是供“法律工匠”可以操作的法律规则。事实上，从草案来看，本次立法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模式。因此，研究本次立法的具体制度必然从总则开始，从法律原则开始。
第三，在审议中，委员们对草案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三）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有委员提出：这里规定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成员以农民为主”，我认为这个不应该作为基本原则，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体特点，应该把原则和特征区别开来。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概念不清引起的。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对于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没有现成的概念可供借鉴，因此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界定入手，对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有所揭示。笔者认为，从逻辑学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概念的上位概念是法律原则，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是：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法律原则入手，通过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区别于合作社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属概念是法律原则，更上一层的属概念是原则。因此，我们首先来看这两个属概念的内涵。
（一）、原则的内涵
原则，在现代汉语中的公共含义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原”，乃 “源”的古字，有根本、推求、察究、原来、起初之意。“则”为规则之意。[4]查《辞源》，无“原则”一词，证明古代汉语中无“原”与“则”的合成词，原则一词可能是近代中国在翻译外国书籍时将“原”与“则”两字结合而产生的新词，形成“根本规则”的含义。在拉丁文中，现代汉语中“原则”一词的对应词是Principium，有“开始、起源、基础、原则、原理、要素”等。[5]由此可见，拉丁文中的Principium同古汉语的“原”(源)，语义十分接近，二者的原始意项皆为根本、起初。前者直接引申出根本规则的意项，后者将“原”与“则”结合，形成根本规则的意项，在普通英语中，原则(Principle )主要有下列意项：(1)被接受或公开声称的活动或行为准则；(2)根本的、原初的或一般的真理，为其他真理所凭借；(3)根本的教义或信条、特别的统治性意见；(4)行为的正确准则；(5)正确行为的要求和义务的指导感；(6)行为方式采用的固定规则。普通英语中“原则”的第(1)，(2)两个意项基本相同，皆表明原则是其他规则的来源和依据，是整体的基础，具有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通过对原则一词的内涵考察可以发现，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拉丁语或英语中，原则一词的内涵指根本准则，是其他规则产生的依据。
（二）、法律原则的内涵
在我国“法律原则”作为法理学上使用的一个概念，也同样具有“原则”的核心意项，国内学者一般这样论述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6] “法原则是指贯穿于法或法部门之中的用以表达某种国家意志的指导思想”。[7] “法律原则是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8]这些对法律原则的定义都揭示出了法律原则是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
在国外，梅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 …‘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9]。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法律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 a fundamental truth or doctrine，as of law；a comprehensive rule or doctrine which furnish a basis or origin for others ）” [10]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可见，法律原则是指构成法律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是超级规则，是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根本准则。笔者认为，特别是在具体到一部法律中，法律原则尤其强调“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的根本准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法律原则与法律原则的种差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实质是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从具体规则归纳出的抽象东西，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包括那些内容呢？全国人大在审议中，沈春耀所说的：“为什么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意图主要有三个：一是解决法人资格、法人地位问题；二是解决适当规范、引导问题；三是明确国家扶持政策。”笔者认为由此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国际合作社原则确立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基本法律原则。（二）是国家扶持政策的法律化。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其外延包括：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法律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根据国际合作社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在使用中易于合作社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相混淆，如学者认为合作社法的原则 “是以法的形式确认下来用以指导合作社活动的基本原则”[12]，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分。
（一）、与合作社原则概念的比较
1、合作社原则的内涵和外延
提到合作社原则，不能不追溯至1844年成立的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因为在公平先锋社成立以后，才真正具有了一般性的合作社原则。这一基本原则至今仍然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共同遵守的思想基础。所谓罗虚戴尔合作社原则是指1844年在英国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成立之后，社员们总结前人组织合作社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指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则。现在国际上认可的是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合作社原则，其定义是即：合作社原则是合作社将他们的价值观付诸实践的指南。其制定的原则有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2、社员民主管理。3、社员经济参与 4、自治和独立。5、教育、培训和信息。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7、关心社区事业。
还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合作经济界对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合作社原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原则只能成为经营原则，并不具备合作经济理论自身所应有的本质规定性：可以成为流通或服务领域合作的行动纲领，但不具备普遍性。他们认为，规范的合作社原则首先应当建立在理论观念层次的基础上，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设计合作原则，而且应当有更为广泛的涵盖面，成为各类合作社所奉行的一般原则而非某类合作社的专指原则。如原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部部长戈伦本先生认为，合作社原则应包括：1、团结与互助协力原则；2、平等与民主的运行原则；3、非盈利原则；4、公平、公正协调原则；5、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合作教育原则。[13]再如华特金在1986的《合作原则的现在和未来》一书中提出合作社原则：1、团结一致；2、经济性；3、民主性；4、公平性；5、自由性；6、责任或义务；7、教育。[14]显然，这些学者试图提出既更具有普适性和规律性，又更符合现实经济社会环境的合作社原则。不过，由于这些更接近合作哲学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原则毕竟缺乏制度可操作性，因而其影响始终弱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提出的原则。因此，本文对合作社原则的界定采用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定义。
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合作社原则内涵是由合作社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一系列在经营管理方面区别于其他市场主体制度的根本准则；其外延包括：1、自愿和社员资格开放。2、社员民主管理。3、社员经济参与。4、自治和独立。5、教育、培训和信息。6、合作社之间的合作。7、关心社区事业。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合作社原则的区别
通过以上对合作社原则的揭示，笔者认为，二者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合作社原则是指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不同于其他市场主体的原则；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合作社原则的外延包括七项与合作社经济管理有关的内容，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不但包括以法律认可的合作社原则，还包括国家扶持的原则。
再次，二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合作社原则是由国际合作社联盟制定的当然不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同时国际合作社联盟不是国家间组织，其没有制定国际法的权力因此也没有国际法的效力。另外，从名称上看，也仅仅是“声明”；所以不可能有国际法的效力。所以合作社原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一旦被国家立法机构所确立，即产生法律效力。
（二）、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比较
1、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考察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属概念是立法原则。而立法原则是指“立法的基本原则或称法的制定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在立法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15]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其外延，可以用负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刘振伟所总结的“立法中要把握的几个原则： 一是立法起点要高，不能落后于时代；二是要精而简，不要大而全。把合作经济组织最基本的原则确定下来条文不能太繁琐，要给改革发展留出空间。三是要准确，条文规定要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四，是开门立法，让各方面参与讨论，集中民智。”[16]来表述。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区别。通过比较二者的区别有：
首先，二者的内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基本法律原则的内涵是指构成农业合作社促进法具体制度基础或根源的，可以作为农业合作社促进法的法律规则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根本准则。
其次，二者的外延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原则的外延可以概括为：起点高、概括性强，可以操作，开门立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外延则是：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和国家扶持的原则。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是指我国法律所确认的国际合作社原则；国家扶持的原则。
第三，二者指导的范围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的指导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活动，是立法的指导思想；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制订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二者有效的阶段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原则在立法阶段有效，在立法程序结束后失效；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原则则是在法律颁布生效后产生法律效力。
四、结论
关于经济法总论的若干问题

王春晖


引言：1993年３月２９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次宪法修正案，修正案第七条将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从此，中国进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期。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为此，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并把这一宏伟目标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国家对《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明确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认识到，法治国家的建立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制度。在转轨期，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政府职能的转变、司法的公正等等，都必须依靠公平、有效的法律进行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中国转轨期间，我认为经济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进程中较其它法律更应有所作为，这是宪法赋予经济法的使命。
以下就经济法总论的若干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敬请老师和同学斧正。
一、关于当代经济法核心内容的确立
我认为当代中国经济法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宏观调控法；二是市场竞争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花大的精力去培育市场,让市场调节的作用来主导资源配置。然而，市场调节的前提必须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这是基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的根本保证。只有在有效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的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如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有保有压”，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首要的任务是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特别是其公平、有效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统一、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中，两大变化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公民和企业的独立的主体地位，使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发生不再依赖政府；二是伴随国家一元身份（公有制）到多元身份的分解，管理形式也分化了。 随着产权多元化的出现和完善，国家将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由此，国家必须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有效地规制，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行为和垄断行为不但破坏了公平原则，损害了其它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国家应当设计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机制，这种机制应当在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发挥作用，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理应成为经济法体系中地位高于宏观调控法的一个及其重要的法律内容。

二、对“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的看法
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之法，解决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的矛盾，既可以保证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又能保障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调节市场。 但是仅把经济法视为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未能正确概括和体现当代市场经济之复杂条件下经济法所应具有的理论基石，也没有体现出经济法的本质所在。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经济法应该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因为政府要想干预好经济必须首先受到法律的干预，那种不受法律干预的政府，是不可能干预好社会经济秩序的。例如“依法治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要想真正解决“依法治国”的问题，应该首先解决的是依法治党问题，“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 由此，解决政府干预经济之前，也应首先解决建立干预政府的经济法律，比如界定政府的权利、规范政府的行为、确立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序、明确政府干预经济的性质与责任等。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政府干预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干预社会经济必须在守法的前提下以及在科学地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那种不依法或违反方法论干预经济的行为是盲目地干预。例如，负责国家宏观调控的发改委认为：2004年因为经济过热而引发煤电油运紧张，全国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 事实上，判断一国经济的总体状态，应该看三个指标：一是GDP增长；二是财政收入增长；三是通胀率。在这三项指标失调，并出现下面的情况才能认为是经济过热：一种情况是，通胀率高于GDP增长，GDP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这是严重的经济过热；另一种情况是，通胀率高于GDP增长，但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这是轻度的经济过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GDP增长达9.7％；财政收入增长达20％以上，而通胀率不到4％。 所以从总量上看，更本得不出经济过热的结论。就在今年1至2月，这个本应是用电淡季的时期，还是有20多个城市拉闸限电。，这说明什么问题？
因此，政府要想干预好社会经济必须首先受到法律“干预”，实践证明，那种不受法律“干预”的政府、那种没有被法律“干预”好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干预好社会经济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只有在“干预”好了政府行为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干预好社会经济。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度，要求政府干预的同时就要求干预政府，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相伴而生、相依而存的，在增加政府权力的同时不加强制约，这种权力的增加往往就是灾难的增加。实践证明，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就在于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的有机统一。这也就说明，经济法固然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但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
另外，“干预”一词的提法是否妥，也值得商榷。笔者非常赞成使用“协调”这个富有人性化的词，“协调”一词符合以人为本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收入贫富悬殊大，经济的 快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等等，这些都需要国家进行“协调”，而不是“干预”。使用国家协调这一概念，体现了国家行使经济管理的职能应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力求避免主观随意性。 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社会进步是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做到协调发展，全面、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
三、“对外经济管理关系”应成为经济法调整的重要对象
目前，经济法调整的对外经济管理关系主要涉及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对外贸易制度和政策的调整问题。2004年１２月１１日，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周年的日子。这标志着我国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后过渡期”即将开始。何谓后过渡期？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经过三年适度保护的产业领域将陆续结束过渡期，开始到达“入世”承诺的终极目标。在我国加入WTO三周年之际，新华社报道：“三年来我国外贸增长年均３０％以上，2004年的贸易规模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亦连年增长，去年高居世界第一，今年预计将突破６００亿美元大关。实践证明，加入ＷＴＯ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确选择。” 我认为这是盲目乐观，实际上，所谓的“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只中国的货物贸易列世界第三，而服务贸易还有相当的差距；此外，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主要以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
目前，中国在对外贸易管理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事实上，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起码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2月，中国企业遭受的外国反倾销超过了600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近200多亿美元，为全球之最。仅仅在2003一年内，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就有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仅2004年的第一季度，国外对中国就发起了11起反倾销调查，同比增幅高达83.8%，涉案金额3.3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倍。
实际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自己承诺的。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了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关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我国以得到某种特殊的权利（如电信业的控股等）交换来的，实在不值得，这是国家战略的失误。应该认识到，WTO的成员主要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所以，经济法与WTO的共同规则的共同基础是市场经济。我们要想避免由“非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的巨大损失，就必须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必须有重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