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和证券ＳＢ资本市场公司上海代表处更换首席代表的函
证监会



大和证券ＳＢ资本市场公司：
你公司总经理岛津正树先生1999年3月17日致我会的函收悉。
兹批准十朱逸明先生接替盐岛正先生担任你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顺致良好祝愿。



1999年4月19日
2013年10月，笔者参加了国家法官学院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德法官交流研讨班”。来自德国15个州的法官、检察官和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中国法官以“少年司法”为主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笔者以为，德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过程中所展示的一些理念，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司法的归司法，社会的归社会。对中国法官提出的如何解决少年刑事司法中最棘手的审前社会调查、审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判后执行和帮教这些方面的问题，德方表示这些工作在德国有专门的政府部门如德国青少年福利局和大量的社会机构如社会教育学诊所来完成。少年刑事司法工作是一个需要社会多方参与的体系性工作，法院的审判工作实质上位于整个体系的中间环节，但中国的少年刑事司法工作一直都是由法院主导完成的。一方面这与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缺位有关，另一方面这也是倡导法院职能延伸的“诉讼全能观”的体现。法院的核心职能是审判权，而在未成年人审判中，法院自身和外界对法院这种延伸功能的不断强化，却让法院的审判功能被压缩和弱化。对未成年人经历的社会调查、判后考察帮教、教育矫正及就学、就业安置等工作，远远超出了法院的职责和能力，而因延伸工作的开展不畅，法院常常又被责保护未成年人不力。如对外地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少、取保候审率低，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低，未成年人再犯罪率没有明显降低等。法院角色的多重化，让法院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同时，也容忍和放任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缺位和失职。让司法的归司法，社会的归社会，笔者以为，法院应当将职能限制并专注于审判权。

对于价值和利益的选择和坚守。德国柏林检察院的一名高级检察官介绍，因为有大量的犯罪行为是13岁及更低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近几年在德国关于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起点下调和要求加重处罚力度的呼声很高，但是这种动议不太可能促成法律的改变，因为大多数司法界人士和学者认为，在青少年刑法中，赎罪和威慑仅处于附属地位，教育未成年罪犯才是首要目的，虽然在个案中或青少年犯罪高发的时期，这种价值取向的确无法让特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受害者一方接受，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觉得维持现状是必要的。德国的做法无疑是对少年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少年权利优先原则”的坚持。而中国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则更倾向于“双向保护原则”，即对社会安全和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保护。然而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必然会有主次之分。司法实质上是一个利益抉择的机制，在选择某种价值和利益的同时，必然要容忍其他价值和利益的牺牲。法院的职能是通过审判定分止争，在当今中国，最接近民众的中、基层法院，可能更多的需要倾向于止争，维护个案中当事人的利益；但是就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因其活动辐射面广且更接近立法层，则应强调定分的功能，因此这两级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应尽量超越个体和短期利益，将视线投向更长远、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