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与代理的比较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诉讼原则，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作了明确规定。辩护制度是实现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辩护针对侦控机关施用刑罚的主张进行反驳和抗辩，是现代刑事诉讼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职能之一，也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诉讼权利。刑事代理则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名义参加诉讼，进行活动，又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法律后果的一项法律制度。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和代理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二者作为两项基本制度，有着很多区别。笔者在这里拟先分别阐述辩护和代理的相关内容，而后再对二者做一比较研究。

一、刑事辩护制度
（一）辩护制度的演进。辩护制度起源于西方社会，有着久远的历史。《十二铜表法》中明文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辩护存在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告人权益，因此这与中世纪欧洲所盛行的纠问式诉讼模式格格不入，所以在这一时期，辩护原则是徒有虚名，跌入低谷。待到历史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抗式的诉讼模式逐渐取代了纠问式程序，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立法中重新肯定了辩护原则，首先规定被告人辩护权的是英国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而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护作了更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得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不断发展并趋于完善。
再看我国辩护的历史演进。在刑罚用于残酷镇压的封建时期，基本上完全否定了被告人辩护权利。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是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最早的立法规定是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而后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和1941年分别制定和颁行了《律师章程》和《律师法》，构建了一套辩护体系，虽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但是还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建国以后，新中国辩护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历史时期的特殊原因，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空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向前推进，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1996年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从而使被告人能更充分的行使其辩护权，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又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对于被告人权利保障方面的建设又迈进一大步。
（二）刑事辩护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笔者在这里拟重点讨论委托辩护中的辩护律师的作用。毫无疑问，律师辩护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能展现辩护魅力的地方，往往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的修正，犯罪嫌疑人得以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作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及辩护人有与控诉一方平等的向法院举证证明案件事实的权利，但不能否认，在具体程序设计上，也有疏忽和不合理的地方，律师辩护中存在下列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里的一个最大缺陷在于只规定了律师可以做什么，并未明确在侦查阶段律师属于法定诉讼参与人中的哪一种，于是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多种称谓，目前较为通行的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律师”，但这些由于法律未予明确定位，都有违刑诉法第82条第4项所列明的诉讼参与人的称谓规范，同时仅根据律师某项具体工作内容来给这一阶段律师的诉讼角色定位未免失之浅薄。
2、关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会见权”和“会见批准权”问题。会见难，侦控机关找借口百般阻拦是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才须经侦查机关批准，其余案件，律师会见无需经过批准，侦查机关必须依法安排。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远非这么简单，部门之间相互推倭，各种不合理借口，律师会见非常困难，即使最终被允许，也对会见中各项活动作了各种严格的限制和束缚，根本不能很好发挥律师作用，也不符合刑诉法设立本条款的立法目的。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由于法律未进一步规定在场目的和方式，所以司法界和律师界对此理解不一。在操作中，许多侦查机关为了顺利破案，将法律规定的“可以”变成了“应当”，显然，你不能说它不符合法律，造成这种弊端的根源在于刑诉法对此处的改革不彻底，留下了漏洞。这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立法本意，无论是联合国制定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还是《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都规定，律师会见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用目光监视，即“看得见，听不见”规则，只有这样，在押人才会放心的和律师交谈，使其打消各种顾虑，律师也能够根据情况，提供切实有益的帮助，否则这种会见只会流于形式，走过场。
3、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刑诉法修改之前，辩护律师在查阅案卷材料问题上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不存在问题，虽然律师介入时间较晚，但却可以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对案情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大为提前，但对阅卷权问题却面临严峻挑战，根据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可查阅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由于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故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只提供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其他部分案件材料不向法院移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无论在哪一阶段，辩护律师都不可能看到全部案件材料，怎么能使辩护律师在开庭前作充分准备？出庭时又怎能对控方未移送的证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质证和反驳呢？

二、刑事代理制度
刑事代理是与辩护相对应的用以维护被害人、自诉人和附带民事当事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具体分为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代理、自诉案件的代理和附带民事案件的代理。96年刑诉法的一个重要修改就是赋予了被害人以诉讼当事人地位，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维护。虽然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被害人同属控诉一方，检察机关在代表国家利益同时维护被害人利益，但由于刑事案件复杂性和两者强调保护的利益重点不同，因此实难做到两全，所以被害人有必要委托代理人进行刑事诉讼，一方面与公诉机关配合，共同揭发犯罪，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弥补公诉机关对被害人保护的不足。司法实践中也会出现侦检机关侵犯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事情，如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应起诉而不起诉，暴力逼取被害人陈述等行为，刑事代理制度会起到有效的救济和保障被害人、自诉人等权益的作用，因而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应更加重视代理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刑诉法只对刑事代理制度中的代理权、代理人范围和委托代理人的时间进行了简单规定，这还很不够，立法应尽快完善刑事代理制度，使之能够更充分的发挥作用。

三、辩护与代理的比较
（一）相同之处。辩护人和代理人都是为了维护各自委托人利益而参加到诉讼中，都与案件处理后果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者在诉讼权利和义务，以及一些程序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二）区别
1、产生根据不同。刑事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根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授权或法院的依法指定，而刑事代理人参加诉讼只能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授权。
2、诉讼地位不同。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以自己名义进行辩护而不受被告人约束，但代理人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是附属于被代理人的，依被代理人意志从事活动。
3、诉讼任务不同。刑事辩护承担的是辩护职能，即反驳控方控诉，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应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而代理职责在于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
4、适用范围不同。两类对象的诉讼利害关系正好相反，刑事辩护适用于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刑事代理适用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人和附带民事当事人。
5、权利内容不同。刑事辩护人享有法律规定的会见权和通信权、调查取证权等广泛权利，有的权利甚至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也不享有的；而刑事代理人享有的权利由被代理人授予，而且不能超过被代理人的权限范围。
6、权限范围不同。辩护人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不存在被告人授权问题，其授权也仅仅是在于使辩护人参加诉讼；而代理人是否参加诉讼，在何权限范围内从事活动都须授权决定。
7、活动名义不同。辩护人调查取证、提交辩护词等活动中使用的是自己的名义，而刑事代理人进行诉讼活动使用的是被代理人的名义。


参考书目：
1、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徐静村：律师辩护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
3、顾永忠：试论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出处同上。
4、郑禄、姜小川主编：刑事程序法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5、甄贞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版。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李英伟
2005年1月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的通知


　　2002年5月10日
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出了《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的通知》，通知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和中宣部《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总局党组研究制定了《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中宣部《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是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规范性和操作性。认真贯彻落实中办《意见》和中宣部《实施办法》，对于确保广播电视舆论监督节目导向正确，全面提高广播电视新闻采编队伍素质，增强广播电视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对贯彻落实中办《意见》和中宣部《实施办法》提出以下要求：
　　一、要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
　　各级广播影视管理部门和播出机构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高度，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组织学习好文件，深刻领会精神，严格遵守规定，把贯彻落实中办《意见》、中宣部《实施办法》与实行《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规定（试行）》、《广播影视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实施方案（试行）》，以及《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和《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结合起来，与当前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化“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履行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二、要把握重要原则，着力改进工作
　　各级广播电视机构要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工作，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加强监督，改进监督。舆论监督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服务大局，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着眼于改进工作，抓住群众关注、政府重视、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促进改革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事实准确，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防止报道失实、以偏概全。要客观公正，坚持以理服人，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主观臆断、感情用事。要注重社会效果，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向积极的方面引导，不恶意炒作，不报道现阶段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要遵守新闻纪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拿不准的问题要请示，涉及重要、敏感问题的稿件要送审，不宜公开报道的问题可通过内参反映。为了搞好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当前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工作：
　　一是必须坚持建设性监督。揭露问题要富于建设性，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改进工作、解决问题、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维护稳定、服务大局出发，密切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向积极的方面引导，力求好的结果。要切实提高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注意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要正确处理正面宣传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要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确保舆论监督导向正确。不得片面追求轰动效应，不得单纯注重收听率、收视率，不得要挟被监督对象，不猎奇、不炒作、不渲染。对重大敏感问题的报道要格外注意，要严格按规矩办事。
　　二是必须坚持科学监督。舆论监督工作要坚持科学态度，讲究科学方法，体现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要正确处理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的关系，正确处理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现象与本质、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要增强大局意识，根据大局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广播电视舆论监督的口径、分寸、内容、数量进行适时适量的调控，预防和克服舆论监督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和不良影响。整个广播电视舆论监督要以服从大局为出发点，以服务大局为落脚点。
　　三是必须坚持依法监督。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不得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不得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不得涉及党和国家秘密。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实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对司法审判的报道，要考虑社会效果，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不得干扰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不得干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不得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的调解，不得侵犯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在案件审结前，不对案件审理情况进行公开报道。对一些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备受关注的重特大案件的审判工作，要严格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有关要求做好宣传报道工作，拿不准的要及时请示报告。涉及军队、武警、民族、宗教、港澳台与外国政府和组织等敏感领域、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容易引发群体事件的广播电视舆论监督节目，要送有关部门审定。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和正当方式获取新闻素材，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不搞隐蔽拍摄和录音。
　　三、要把握工作重点，提高工作水平
　　要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加强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加强对党纪政纪执行情况的监督，加强对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监督，加强对社会丑恶现象、不道德行为和不良风气的监督。为提高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水平，必须把握以下重要方面：
　　一要把握全局、选好题目。开展舆论监督，要根据一个时期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来确定选题。选题要有普遍性、代表性、针对性和可行性，要选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密切关注、希望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重要问题和典型事例。要区分社会生活中的主流问题与支流问题，把握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与次要问题。
　　二要调查研究、搞准事实。要确保信息来源、报道内容、具体情节准确无误，不能道听途说、以偏概全、虚构事实。对群众提供的线索，要派本单位记者采访核实后才能报道。不得直接编发互联网上的信息，不得刊播未经核实的社会来稿。
　　三要客观全面，以理服人。舆论监督要以事实说话，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听取不同意见，做到事实准确，观点正确，合情合理。
　　四要把握好度，把握好量。要坚持唯物辨证法，避免只讲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切忌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切忌说过头话。舆论监督要适时适度，把握好力度、密度和节奏。重大政治活动期间，以及特殊敏感时期，舆论监督要十分慎重，防止产生负面影响。不能简单追求数量，不下指标，不定比例，不定任务，避免一个时期舆论监督报道过多而让受众产生“问题成堆”的错觉。舆论监督要注意统筹，避免一定时期内集中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
　　五要注意方法、注重效果。舆论监督必须重在引导，重在教育，在揭露和批评不良现象时要防止人为炒作带来消极影响；要敢于揭露现阶段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同时要跟踪报道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和处理结果；在触及社会生活中难点问题时，要引导群众树立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对热点问题，要善于讲清事实和原因，解疑释惑。舆论监督的结果，要凝聚人心、增进团结、振奋精神、促进工作，要给人以启迪、教益和警戒。
　　六要帮助工作、化解矛盾。舆论监督既要深刻揭露问题，也要正确引导舆论，做到揭露和批评个别典型事例，推动解决一批类似问题。要化解矛盾、不要激化矛盾；要理顺情绪、不要搞乱情绪；要帮忙而不添乱，鼓劲而不泄气。对现阶段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宜公开批评报道；对地方、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妥善解决的孤立事件或个别问题，一般不再进行公开批评报道；对上级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公开批评报道要十分慎重，避免因公开批评报道而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七要与人为善、慎重点名。舆论监督要真诚善意，不要冷嘲热讽。在不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一般不对公民个人做点名批评。对领导干部点名批评，要从严控制，确需点名批评的，节目要送被批评领导干部上一级党委审定，并经广播电视机构主要负责同志批准。要维护领导干部形象和威望，不要影响工作开展和社会稳定。
　　八要把握时机、内外有别。舆论监督要注意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把握好报道和播发时机。要坚持内外有别、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不宜公开报道、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重要情况和社情民意等，可以采用“内参”反映。
　　九要依法维护报道对象的合法权益。要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维护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隐私权。不得暴露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丑化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采访意外事件时，应顾及受害人及亲属的感受，避免对其心理和情感造成伤害。
　　十要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采编涉及未成年人的负面报道，要遵守法律规定。未获得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意，一般不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肖像等能够辨别和推断其真实身份的信息和音像资料。确有必要时，必须进行技术处理。不动员未成年人参与可能损害他们性格和感情的节目；对有可能被未成年人模仿而导致不良后果的报道内容和播出形式要加以防范；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不予公开报道。广播电视不能借报道新闻、宣传法制之名展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能为了追求收听率和收视率而公开披露未成年人的犯罪细节、作案方式。
　　十一要恪守新闻职业道德。要廉洁自律、出以公心，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不得接受宴请和馈赠，不得以舆论监督为名敲诈勒索，不得徇私隐匿应报道的新闻事实，坚决防止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行为。
　　十二要严格把握跨地区舆论监督。各地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得跨地区进行舆论监督采访报道。
　　四、要建立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管理
　　各级广播影视管理部门和播出机构要严格按照中办《意见》和中宣部《实施办法》，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报道和审批程序，切实加强对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管理。
　　一要严格用人制度。要挑选政治素质好、政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正的新闻采编人员参加舆论监督报道工作。政治意识不强、工作作风飘浮、思想方法片面的新闻采编人员不能参加舆论监督报道工作。
　　二要建立回避制度。新闻采编人员开展舆论监督工作，遇以下四种情形应当回避：与报道对象或利害关系人是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及近姻亲关系；是素有往来的朋友、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存在具体的经济、名誉等利益关系；监督涉及地区系本人出生地、曾长期工作或生活所在地。各级广播电视机构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抓紧制定并坚决执行新闻采编人员开展舆论监督工作的回避制度。
　　三要建立节目审签程序。各级广播电视机构要切实加强舆论监督节目的审核把关工作，必须建立相应的选题报批、采访安排和节目审签工作制度。一般性舆论监督的选题及采访安排由部门主任审定，节目由部门主任审签；涉及重大事项和敏感问题，或在重要时段和栏目、节目播出的舆论监督报道，选题及采访报道安排由台领导或编委会审定，节目由台领导审签；拿不准的节目要送有关部门审定。
　　四要建立和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各级广播影视管理部门和播出机构评价舆论监督工作，要注重实际效果，以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为评价标准。对在舆论监督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新闻采编人员，要予以奖励；对违纪违规、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肃处理。
　　五要建立和完善接受社会监督的机制。各级广播电视机构要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对新闻采编人员违纪违规行为的举报，并对举报内容调查、核实、处理，将有关情况向举报人作出答复，向主管部门报告或向社会公布。因报道失实或不当，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要公开更正，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
　　五、要加强教育培训，搞好队伍建设
　　各级广播影视管理部门和播出机构要切实加强对新闻采编人员的培训和教育，制定教育培训计划，明确教育培训内容，确定教育培训人员，做好教育培训工作。
　　一要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正确分析、判断、认识复杂事物和问题的能力。
　　二要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党的纪律；认真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军事、新闻等方面知识。要发扬敬业奉献、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认真细致、勇于创新的作风。
　　三要加强舆论监督工作业务培训。要坚持“严、细、深、实”的工作作风，切实改进舆论监督报道文风。要强化新闻采编人员的社会责任感，正确理解和运用舆论监督的权力，摆正新闻采编人员的位置，端正舆论监督的目的，不断提高舆论监督工作的水平。
　　六、要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要切实加强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领导，坚持守土有责的原则，认真负责，谨慎细致，严格把关。在事关政治方向、事关根本原则的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和坚定。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开展广播电视舆论监督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党关于舆论监督工作的方针原则同当地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要认真总结舆论监督工作的经验，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具体办法，解决广播电视机构在舆论监督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对广播电视机构开展舆论监督的宏观协调和分类指导，把好关、把好度，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机构特别是中央和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主导作用。要支持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正确开展舆论监督，为开展舆论监督创造必要的条件。要注意保护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的合法权利，保证广播电视舆论监督正常进行，要支持广播电视机构特别是中央和省级广播电视机构记者的采访活动，为采访报道提供方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全国省级电台、电视台，要根据中办《意见》、中宣部《实施办法》和总局要求，制定出本单位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具体意见和方案。